娱乐制造恐慌
——三十年叛逆青春
《家用电脑与游戏》2008年3期
（谢绝转载）　　
　　
　　
“因此，在出版问题上，屈从和许可之间没有中庸之道。为了能够享用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必须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想得好处而又要逃避痛苦，这是国家患病时常有的幻想之一。”
——《论美国的民主》，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前言　　
　　2008年1月的中国游戏产业年会上，新闻出版总署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管理司副司长寇晓伟提出，要在五年内让游戏业走出被“妖魔化”的边缘地带。无论他所提倡的“绿色网络游戏”是否真能改变这一现状，首次听见“为游戏正名”的声音从政府部门口中说出，还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年头，这三十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文化思想也获得了巨大的解放。今天的年轻一代对于“改革开放”的印象或许仅仅停留在历史书上，他们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的武侠小说、邓丽君、变形金刚、迪斯科这些年轻人喜爱的文化产品，以及录像厅、桌球厅、迪厅、舞厅这些年轻人常去的公共场所，在我们这个社会曾经引起过怎样的偏见和恐慌。它们中的一些，如今已经成为主流，而另一些仍在被人们不断地“妖魔化”。
　　“妖魔化”是道德恐慌的表现形式，“道德恐慌”（Moral Panic）并非是对实际现状的恐慌，而是有权者以及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假的恐慌，他们给予某人或某事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其对社会所实际可能产生的威胁。这种异乎寻常的关注往往是为了转移视线。由于在面对家庭问题、教育问题、城市问题、治安问题……这些引发危机的真正根源时，主流社会显得束手无策，或是触及了它们自身的利益，它们的权力话语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因此必须通过道德恐慌，为这些难解的社会问题寻找一个暂时的发泄口，在激起公愤后，再施以强力打击，一方面显示其顺应民意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自己的话语权。
　　游戏的被“妖魔化”就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恐慌。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形式，游戏尚未被大众所了解，在主流文化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游戏的主要消费群——青少年在社会中本就是一个毫无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于是游戏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触发道德恐慌的引线。回顾电子游戏这三十年来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主流文化与游戏这一弱势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街机时代和电脑房盛行的时代，游戏为青少年创造了一个逃避和对抗现实的空间，影响了主流社会的威严，遂被套上“影响治安”、“玩物丧志”和“电子海洛因”等罪名；当游戏如同小说和电影般拥有了足够强大的叙事能力，而不再是简单的蹦蹦跳跳、打打杀杀时，主流的话语权受到挑战，“暴力”、“色情”等问题便成为压制游戏的主要理由；而在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里，玩家甚至可以寄居其中，完全无视主流社会的存在，于是“沉迷”被作为新的“罪状”提了出来。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在《音乐电视：追逐（后现代）明星》一文中对当年人们批判MTV的“盛况”有过一段评价：“文化花园内有一条新出现的‘蛇’。在由特殊文化形式引起的一系列道德恐慌中，MTV是最近才出现的。尽管不同的道德维护者对它的危险的阐释不同，它受到的那些攻击却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并且很无聊。无论来自于道德左派还是道德右派，或来自于摇滚歌迷（通常是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这些批评都是反映了以往人们对其他许多大众文化形式的恐惧；音乐电视是性歧视者、暴力、享乐主义、商品化和异化话语的另一个例子……”
　　与当年的MTV相似，今天的游戏也被人们视为文化花园里新出现的一条蛇。在向主流社会渗透的过程中，游戏所承受的非议越来越多。面对这些非议，我们不可能再将自己孤立起来，也不应继续把游戏当作一种与社会无关的纯粹的娱乐活动，或是把游戏产业的运作当作一种简单的经济活动。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当我们的下一代指着二三十年前的报纸，问我们“电子海洛因”为何物时，但愿我们能笑着回答他们。
　　
　　
　　小说　　
　　我们在观看韩寒这一代年轻作家们的嬉笑怒骂时，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三十年前的“伤痕文学”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突破意识形态的压力，获得社会的肯定。严肃文学尚且如此，通俗文学更不必说。除了承受意识形态的压力外，通俗文学还要面对严肃文学的排挤。在那个“纯文学”牢牢把握着话语权的年代，把故事讲得妙趣横生的人常会被打上“低俗”的烙印。
　　2007年，德国汉学家顾斌因“涉嫌”指责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而备受抨击。在12月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关于汉学的讨论会上，他再次发言称：“中国社会就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这一比喻被认为是在否定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其实换个角度看，二锅头又有什么不好？对于平头老百姓来说，二锅头每天都可以咪两口，而五粮液恐怕只有逢年过节才会买上一瓶来尝尝鲜。当人们煞有其事地讨论着文学创作的“低俗化”的时候，他们忘了：现在读小说、写小说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武侠小说——“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
　　自民国初年北大著名学者兼翻译家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1915年12月号）上发表短篇小说《傅眉史》，并首度冠以“武侠小说”的类目以来，武侠小说即跃登文坛一角，接踵而来的是此起彼伏的批评，其中尤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1923年）所引起的争议最大。
　　许多文坛名士对武侠小说深恶痛绝，甚至口诛笔伐，必欲除之而后快，所加罪状无非两点：一是此类宣扬“侠以武犯禁”的通俗读物渲染暴力，格调低俗，刻意造奇，哗众取宠；二是武侠小说快意恩仇，标榜替天行道，令读者脱离现实，思想麻痹，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左翼作家如瞿秋白、沈雁冰（茅盾）及郑振铎等学者名家，均撰文否定武侠小说的存在价值。茅盾将武侠小说斥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郑振铎则为武侠小说“对于我们民族的将来的危害”感到深深的担忧。更有人认为武侠迹近反动，何满子就曾直斥武侠小说“为旧文化续命”。
　　建国后，新中国政府将武侠小说作为不健康的文学样式加以查禁。此后三十年间，这种独特的小说在大陆近乎绝迹。直到70年代末，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港台的新派武侠小说渐渐进入国内读者的视野。1980年，中国广州《武林》杂志开始连载金庸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广州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梁羽生的代表作《萍踪侠影》。1983年，香港两大商业电视台——ATV和TVB分别携《霍元甲》和《射雕英雄传》两部电视剧集进入内地市场，中国大陆自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武侠热”。
　　武侠小说不仅为青少年所喜爱，也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器重。云南师大中文系的教授姚霖以“沧浪客”的笔名出版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一剑平江湖》卖了个满堂红，于是姚霖辞去职位，专门从事武侠创作。而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成人的童话”这一称号，则是由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79年送给武侠小说的。不过，围绕武侠小说的争论并未就此停息。2005年，金庸的《天龙八部》入选高中课本时，仍有人提出批评，认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娱乐性的文学形式，思想境界不高，难以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言情小说——“莫笑痴情太痴狂”
　　二十多年前，一代琼瑶迷捧着书，痴痴地哭、傻傻地笑，和男女主角同呼吸共命运，为他们的悲欢离合茶饭不思。如今回首，这一幕已恍然如梦。
　　琼瑶的小说在大陆最早现身是在1982年，《海峡》杂志刊出的《我是一片云》，之后她的小说被陆续引入。当时国家对港台文学作品的出版是有管制的，据花城出版社原社长范汉生回忆：“上面的人总是说：‘要少印，要少印。’我们那时印多了，就有人向宣传部告状，说我们方向不坚定，思想不健康。”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80年代琼瑶小说最红火的一年，有20余家出版社出版琼瑶的小说，很多小说还是几经再版，仅《菟丝花》一部小说的印数便高达几十万册，加之那个年代租书店众多，小说的传阅率很高，全民阅读琼瑶的盛况可见一斑。有人回忆初看琼瑶电影的感觉时说：“恍恍惚惚，不知身在何处，第一次知道，原来恋爱可以这样谈！”
　　琼瑶笔下的爱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没有掺杂任何社会因素，以往从未有小说对爱情做过如此热烈的描写。《月朦胧，鸟朦胧》的导演史蜀君回忆当年读了这部小说后的感受时说：“非常新鲜，把政治背景社会矛盾都滤掉了，纯粹就是爱情，或婉转，或强烈，情话写得特别棒。”琼瑶的流行可以说是中国人情感压抑十多年后的一次爆发，缺乏爱情启蒙的一代年轻人，从琼瑶、亦舒、岑凯伦等港台作家的言情小说中找到了男欢女爱的价值，遗忘已久的浪漫柔情重新被唤醒。虽然今天看来，这份柔情显得有些“矫情”。
　　“琼瑶式”的爱情构成了那一代人的初恋梦想，在日记中、在书信中、在相互的交往中，女孩们幻想着自己一如琼瑶笔下的女主角，与梦中的白马王子共同体验那种让人肝肠寸断的苦恋。“卫道士”们自然不允许这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侵蚀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他们认为言情小说会让年轻人找不到正确的爱情观，错误地将爱情当成自己毕生的追求。他们还对言情小说中有关“三角恋”的描写深恶痛绝，认为这会让人们陷入不正当的爱情关系之中，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知名作家中杰英在1999年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说：“琼瑶的作品是一种‘毒品’，她的文学价值不值一提。琼瑶的小说是一种廉价的童话，对于少男少女具有诱惑力，让孩子们去白日做梦，闭上眼睛好象什么都实现了。住在拥挤的房子内梦想着一天有什么大款身份的白马王子来娶自己，和残酷的现实相距甚远。”
　　从二十多前的《几度夕阳红》，到十年前的《还珠格格》，再到去年的《又见一帘幽梦》，有人戏称，琼瑶“毒害”了三代青少年。其实，当男女关系不再是什么神神秘秘的东西，当亲吻、拥抱不再是有伤风化的行为，当我们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爱情观，所有的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
　　
痞子小说——“我是流氓我怕谁”
　　王朔的痞气，他的调侃，他的玩世不恭，他的京味儿，在上世纪80年代显得格外与众不同。那个时代的中国仍以严肃文学和纯文学为主，“一本正经惯了”，这使得王朔的市井文学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我就一烂人，你能拿我怎么着吧”，这种特立独行的痞味儿在当时的环境下让人觉得痛快。“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这些书名也都成了当时的流行语。
　　王朔横空出世后，文学批评界对他的态度泾渭分明。认同他的人认为他复活了鲜活的市井语言，用调侃的方式躲避崇高，消解了中国文学严肃正经的刻板面目；批判他的人则骂他是痞子、是流氓，称他的小说“是痞味加俗气，不登纯文学大雅之堂”，“崇尚消费人生，作品玩世不恭，无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青少年被告诫要远离王朔的小说，因为那些不是好东西，道德沦丧，读了它会中毒、会学坏。可越这么说，年轻人读得越欢。一时之间，读王朔、听摇滚、写朦胧诗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时尚风潮，很多人都以能说上几句“王朔式”的调侃为荣。1992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王朔文集》，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此时王朔的影响力已经跨越小说界，进入影视圈，他在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成为中国通俗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可王朔似乎还不过瘾，1999年底，他又在新作中点名批判金庸，之后又把矛头对准余秋雨，甚至鲁迅和老舍等“六大腕儿”。这下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不少文人又开始在媒体上大举批判王朔，称王朔为一条“逮谁咬谁的疯狗”。
　　2007年，王朔写了本很多人都看不懂的《我的千岁寒》。有人评价这本书是“一盘散发着霉味的夹生饭”，王朔却自得其乐地对着这本“天书”说：“这是谁啊，写这么好！”看来，能打败王朔的只有他的寂寞。
　　
　　
　　音乐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地笑。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2007年，一首名叫《中国孩子》的歌震撼了许多人，它出自一位盲人、一位流浪艺人——周云蓬之手。周云蓬的父母是沈阳铁西区工人，他15岁开始学吉他，25岁开始以街头卖唱为生，他的音乐启蒙来自街头巷尾——上世纪80年代的铁西区，很多年轻人在路灯底下弹吉他，唱的是邓丽君、刘文正。
　　
通俗歌曲——“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刘文正和罗大佑是中国文革后的第一代青年偶像，也正是从他们开始，“歌星”第一次取代了“歌唱家”的称谓。当时还没有“通俗歌曲”的说法，1981年，李谷一因演唱《乡恋》而被批判为“黄色歌女”，她发行的盒带也遭封杀。同年，另一位内地歌手朱逢博在专辑《雁南飞》中收录了《夜来香》，而不久后的《人民日报》刊载长文点名批评《夜来香》，此专辑重版时只能抽去此曲，换别的歌补上去。
　　大陆听众最初认识邓丽君和她的甜美歌声是通过无线电波，之后不久，邓丽君、刘文正和罗大佑等港台歌手的歌曲开始在“地下”流行，他们的歌带被大量翻录，通过地摊传播开来。从地下传播到真正为大陆主流文化所接受，邓丽君的歌曲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她那情意缠绵、柔情万缕的歌声曾一度被认为是“靡靡之音”，传递了颓废、没落、情爱等不良情绪，具有“资产阶级情调”，会腐化广大青年的思想，甚至还出现过将邓丽君的磁带与裸体扑克牌等一起加以查处的行为。1980年5月28日的《文汇报》有一篇题为《<何日君再来>是首什么歌？》的评论，文中提及，日本帝国主义曾利用《支那之夜》、《满洲姑娘》和《何日君再来》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而现在的青年人对此段历史并不明白。
　　随着港台音乐的流行，“通俗歌曲”的称谓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此时内地也开始出现了自己的流行音乐。1986年5月9日，为纪念“国际和平年”，中国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这场演唱会正式宣告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在这次演出中，《让世界充满爱》一鸣惊人，而崔健的《一无所有》更是拉开了声势浩大的摇滚乐序幕。这是中国流行歌手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亮相，郭峰在回忆这场演唱会时说：“一是1986年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流行音乐的，有一个‘反对精神污染’的规定，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一起演出，所以在那时做流行音乐的人是很背的。……二是当时的歌曲中不能出现‘爱’这个字眼，所以我当时的那首《让世界充满爱》算是开了个先河。”
　　
摇滚——“你爱我一无所有”
　　1986年之后，中国流行音乐出现了三条并行的脉络：一条来自港台，1989年，《潮：来自台湾的歌声》的播出引发了邓丽君以来的第二波台湾歌星输入潮，王杰、童安格、姜育恒、张雨生、黄莺莺、小虎队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新偶像。与此同时，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香港歌星的粤语歌曲也开始为年轻人所喜爱。其次是由内地音乐人发起的一场以北方民歌为素材的创作潮，“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一首《信天游》引爆了一场“西北风”。而当时更具爆炸力的，无疑是那个身穿黄军装、两个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舞台的崔健，他用沙哑的嗓音喊出的那首《一无所有》，拉开了中国摇滚的序幕。次年，崔健因以摇滚的手法翻唱革命歌曲《南泥湾》而遭到非议。
　　之后，中国歌坛涌现出了一批摇滚艺人。例如以《无地自容》和《Don't Break My Heart》而闻名的“流行摇滚”乐队“黑豹”，长发飘逸、以重金属鼓点演绎《梦回唐朝》的“唐朝”乐队，因《姐姐》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而为大家所熟悉的张楚，以及高呼“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的何勇，中国的摇滚音乐显现出了巨大的魅力。与此同时，针对摇滚的各种批判也从未间断过，在批评者眼里，这种“腐烂的音乐”总是与骚乱、性和吸毒如影相随。
　　上海评论家朱大可在“本土流氓话语的现代崛起”一文中评述说：“《一无所有》是一个在身份（财务、道德和社会尊严）上‘一无所有’的人的自白，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公告，宣示了新流氓主义的诞生，与邓丽君式的甜媚歌喉截然相反，崔健从西方摇滚中引入了嘶哑吼叫的音色，在主题和感官上同时展示着‘流氓’的特色，它随即成为中国大陆新流氓群体的军歌。此后跟进的唐朝乐队，则唱起流氓版的《国际歌》，高声叫喊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粗鄙的嗓音和狂放不羁的节奏，形成了对国际歌正谕性唱法的动人反讽，却还原了‘国际歌’的主题语义：‘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天下的主人’。这是利用反讽来实现语义还原的一个罕见的范例。最终，文化管理当局只能以禁止演出来制止这些‘一无所有者’的非国家主义宣传，但‘一无所有’的歌声，却和邓丽君的磁带一样，取代‘主旋律’《东方红》，成了八十年代的‘最强音’。”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去世，唐朝、黑豹、郑钧等一批内地摇滚乐队和艺人，以一辑《告别的摇滚》送别邓丽君。
　　
说唱——“老夫子说放下成见立定成佛”
　　说唱（Rap）是美国黑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迪斯科DJ将当时风行的Funk节奏混入迪斯科的节奏中，并不时在音乐中加入街头即兴诗歌朗诵，继而创造出了这种急速滑稽、妙语连珠的风格，所以Rap的另一中文译名为“饶舌”。
　　作为一种源自社会底层的自娱自乐的音乐形式，说唱乐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浓厚的反抗情绪，西方说唱乐的歌词中充满性、暴力、毒品以及粗口。华语的说唱乐虽然大多比较“口水”，但也有少数继承了反抗的特性，例如中国台湾说唱乐的领军人物“哈狗帮”。2001年，一张未被发行的Demo CD在网上广为流传，它就是“哈狗帮”最早的作品，这张Demo CD被誉为“中国台湾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未出售唱片”。从《1030》到《男生女生，呸》，“哈狗帮”以火爆而带粗口的歌词以及极具冲击力的曲调把不知说唱为何物的人轰得目瞪口呆，它颠覆了华语乐坛旧有的一切流行指标，迅速在内地的年轻人中间掀起了一股说唱热。
　　2004年，“哈狗帮”被文化部明确列为严打的违法音像制品之一。通知称：“粗口歌、哈狗帮、摇头玩等违法音像制品，含有粗俗不堪的脏话，甚至夹杂淫秽、反动内容，特别是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近几年来虽几经打击，但仍然发现这些违法音像制品通过地下发行渠道、互联网在流通和传播，一些歌舞娱乐场所特别是迪厅、舞厅等违法播放，有的还进入学校或在学校周边公开租售，危害极大，影响恶劣。”
　　说唱本就是一种带有反文化倾向的亚文化形式，它的破坏性与我们的主流文化背道而驰。它代表了没心没肺、下三滥和敢于藐视一切的作风，它所破坏的不仅仅是高尚和严肃，还有纯情和搞笑。对国外的说唱艺人来说，这是一种发泄的工具，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而绝不是用来哗众取宠的。可时下中国的说唱乐却大多缺少反抗色彩，其共同之处是说话不带脏字，内容不涉及政治，甚至连主流文化也不敢拿出来挤兑，只能以搞笑为主题，比如郝雨那首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大学自习室》。
　　“哈狗帮”说自己永远都在地下，他们只是想告诉整日奔波的饮食男女，来自街头的真实声音。与之相比，将解晓东的“咱老百姓今儿个今儿个真高兴”称为说唱实在是一种亵渎。说唱不是一种简单的音乐技巧，不是看谁的嘴皮子利索，它和摇滚一样，代表的是一种处世的态度。
　　
　　
　　舞蹈　　
　　1944年，张爱玲在散文《谈跳舞》中写道：“中国是没有跳舞的国家。……然而现在的中国人很普遍地跳着社交舞了。有人认为不正当，也有人为它辩护，说是艺术，如果在里面发现色情趣味，那是自己存心不良。其实就普通的社交舞来说，实在是离不开性的成份的，否则为什么两个女人一同跳就觉得无聊呢？”
　　舞厅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一个典型标记，当时的妇女杂志宣传舞蹈是一种公民活动，是个人的自然行为，可以焕发体内的力量，能有效吸引异性。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舞厅是毒害有为青年的腐败糜烂之场所，混迹其中的都是些浑浑噩噩、不知亡国恨的花花公子和交际花。194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以“妨害风化，提倡节俭”为由，颁布了禁止舞厅营业的法令，即“禁舞令”，引起上海近万名舞厅从业人员的反抗。1948年1月31日，群情激奋的“舞业”人员上街游行请愿，遭到军警殴打，400余人被捕，酿成震惊全国的“舞潮案”。后来当局迫于社会压力，才取消“立即禁舞”的通令。
　　1949年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对旧上海的妓女和舞女实行改造，让她们自食其力，谋求新生。上海的各大舞厅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例如曾经盛极一时的大都会舞厅，于1954年改名为“静园书场”，专营苏州评弹演出业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渴望从只能看“革命样板戏”的单调文化生活中解脱出来，跳舞才又一次成为时尚。当时交谊舞风靡全国，从大学校园延伸到机关、社区。1984年7月，共青团上海市委为大龄未婚青年提供交际机会，在上海展览中心首次公开恢复交谊舞会，轰动一时。许多单位在工会的组织下，也开始举办周末或假日舞会。人们在各种场合都能听到交流舞技的谈话，无人切磋的时候，一些舞迷干脆抱起椅子操练起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从交谊舞到迪斯科、街舞、锐舞，再到今天的拉丁舞、印度舞，甚至搏击健身操，舞蹈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迪斯科——“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上世纪80年代初过来的人如果不知道《巴比伦河》是什么歌，那他当年肯定是一个安分守己的青年；如果没有随着《I Like Chopin》的音乐跳过迪斯科，那他肯定不会是一个活跃的年轻人。尽管当年很多人都叫不出歌名，但一听见这几首在舞会上火爆一时的英文歌，浑身就会散发出舞蹈的欲望。
　　迪斯科这种伴随着强烈的音乐节奏扭腰摆臀的舞蹈，曾被认为是一种“下流”的舞蹈，动作“不堪入目”。当时的迪斯科与蝙蝠衫、高跟鞋、牛仔裤、喇叭裤、墨镜等时髦服饰一同，被人们视为“流氓”的外在记号。一些年轻人只好躲在拉上窗帘的房间里，跟随录音机中的舞曲偷偷地练习动作。尽管如此，迪斯科作为释放内心的压抑和郁闷情绪的有效途径，还是不可遏止地在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中间流行开来。“翻唱天后”张蔷被称为“迪斯科皇后”，因为她的歌特别适合跳舞用。当年流行的“国产”迪斯科舞曲有张蔷的《害羞的女孩》、陈彼得的《阿里巴巴》、张碟的《成吉思汗》和《热情的沙漠》……还有风靡一时的《荷东》系列和《猛士》系列，那时全中国的先锋青年，几乎人手一盒以肌肉发达的飙悍男女为形象标志的《荷东》或《猛士》，名叫“荷东”的迪厅，更是满地开花。《荷东》的全称是“荷李活东方明星舞会”（Hollyhood East Stars，在香港等粤语地区将“好莱坞”称为“荷李活”），它是喜爱电子音乐的年轻香港音乐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代表作品，1985年由香港飞时（Face）公司出品并被引进大陆。
　　东京上智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法瑞尔在《超文化运动：迪斯科在中国》中谈到，迪斯科的激烈节奏和自由舞姿使它成为“中国80年代大众娱乐方式中最具身体叛逆性的一种”，“官方对这种大众文化运动露出了持续的敌意。”有趣的是，这种年轻人所独有的娱乐方式日后又在中国衍生出了另一种颇为流行的“变体”——老年迪斯科。
　　
霹雳舞——“You know I'm bad”
　　迪斯科的“缺乏技巧性”很快让中国的第一代“舞林高手”感到厌倦，他们开始寻找更刺激的替代。1987年，由米高梅公司制作发行的电影《霹雳舞》（Breakin'）让沙巴·杜（Shabba Doo）和布加洛·施林普（Boogaloo Shrimp）扮演的街头霹雳舞大师“旋风”和“马达”一夜之间成为中国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半指手套、皮夹克、锥形牛仔裤和三色帆布鞋也随之风行一时。之后迈克尔·杰克逊和他的那首《Bad》一同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更令“月球步”为中国的广大舞者所熟知。霹雳舞成为当时的年轻一代表达自我独立意识和叛逆的方式之一。
　　霹雳舞源自上世纪60年代纽约市的南布朗克斯区，那里是黑人聚居的地方，纽约最贫穷的角落。霹雳舞正是在贫困和失望的压迫下进发出的一种街头文化，是失意的年轻人发泄内心情感的工具。由于它的舞姿充满野性，初问世时也曾受到美国一些地方政府的禁止。不过据说它迷住了一批殴斗成性的青年，令打斗现象大为减少，所以最后还是得以生存下来。
　　霹雳舞红遍中国的那段时期，各大公园的空地上常能看到一些年轻人，在一块磨损的旧毯子上，就着双卡收录机里播放的舞曲，操练“过电”、“擦玻璃”、“托马斯全旋”、“太空步”、“机器步”……在班级的联欢会上，带上无指手套表演擦玻璃，曾是许多青少年的梦想。平时的练习中不知道自己的动作是否标准，他们就在走廊的灯光下仔细研究自己的身影。
　　不少老师家长视霹雳舞为另类而加以禁止，知名演员孙红雷回忆说：“当时我是背着我妈，背着书包，说我上学去了。其实包里放的都是头上扎的那个红头巾、跳霹雳舞穿的红颜色的鞋、灯笼裤，还有上身印着黑手印的那些破布衫什么的。”孙红雷17岁时就成为了当地的霹雳舞冠军，到处随团表演，后因霹雳舞受到批判而成为一名“失业的舞者”。
　　
锐舞——“但是你们无法禁止舞会”
　　“我们感情的依归是狂喜（Ecstasy，亦有“摇头丸”之意），我们营养的选择是爱。我们上瘾的是科技。我们的宗教是音乐。我们当下的选择是知识，我们的政治是无。我们的社会是乌托邦，虽然我们知道那不存在。我们的敌人是无知。我们的武器是资讯。我们的罪行是打破及挑战那些禁止让我们庆祝自己存在的法律。尽管知道你们可能会禁止任何特定的舞会，在特定的夜晚、特定的城市、特定的国家或者这美丽星球上任何一块大陆，但是你们无法禁止舞会。”这是《全球锐舞客宣言》（Worldwide Raver's Manifesto Project）中的一段话。
　　从1999年到2001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锐舞（Rave）这种极端依靠电子设备、并常常依靠网络来召集参与者的舞蹈，迎来了它在中国的短暂青春期。愤青、嬉皮、艺术青年、自由职业者成为中国的第一代派对战士，他们在羽绒服下只穿一件短袖紧身T恤，从一个场子转到另一个场子，昼伏夜出，依靠烟、矿泉水、卡座沙发就能随着4/4拍电子舞曲耗上一个晚上。2004年10月，云南甚至出现了罕见的万人锐舞大派对。
　　锐舞更像是一种集体仪式而非一种音乐舞蹈流派，它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英国，多于废弃的仓库或户外的旷野上举行，被称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中最大的社会集结（social gathering）”。无论参与锐舞的人数所形成的壮丽奇景（如德国柏林上百万人参加的Love Parade、英国动辄数十万人的舞会），或是巨大的商业利润，抑或在英国每周要消耗50万颗与锐舞密不可分的摇头丸，都是历史上青年亚文化的新现象。
　　锐舞巨大的号召力和它所代表的“无聊的力量”，引起了社会的恐慌。锐舞举办的地点通常是废弃的厂房、公园和荒野，从晚上十点开始的舞会要到隔天凌晨或中午才结束。大众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这群孩子在偏僻的地方彻夜跳舞，他们在做些什么？难道只是跳舞吗？包括英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都认为锐舞是一种必须制止的、危险的反社会活动，与锐舞相关的药物、性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危险性，成为了管制锐舞的主要理由。
　　也有研究者认为锐舞对社会无害，青少年参与其中只是因为缺乏正当休闲，而借助锐舞加以发泄。他们坚持欢乐，拒绝世界上的任何政治，坚持与人群的沟通。在这种大型舞会上，参与者可以体会到一种社群感和平等感。一些锐舞的组织者还号召友善待人、开放与自我表达，这种社群文化是传统舞厅所没有的。更有人认为锐舞扮演着现代亚文化中精神治疗的角色，以DJ为首的高科技巫师，正带着锐舞客们做集体的心灵出走与治愈。
　　
　　
　　电视　　
　　《士兵突击》、《金婚》和《奋斗》，这三部2007年红火一时的电视剧仍然无法掩盖中国电视产业的苍白。随着机顶盒的普及，频道数目的越来越多，观众切换频道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们越来越沉迷于电视之中，却也越来越难以感受到二十多年前我们从电视中获得的那份兴奋和激动。
　　从中国的第一台电视机诞生到现在，我们的电视产业已经走过了50年的风风雨雨。1958年3月17日，电视广播中心在北京第一次试播电视节目，中国的第一台电视机——北京牌820型35cm电子管黑白电视机接收成功。半年后，我国第一家电视台、CCTV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每周播出四次黑白电视节目，每次2到3个小时。当时全国大约只有20台黑白电视机。
　　今天，我们可以坐在宽敞的客厅里，体验平板电视超大屏幕的震撼，感受高清节目带来的原汁原味的享受。但一家人饭后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围在小小的黑白电视前，收看《射雕英雄传》、《几度夕阳红》和《渴望》等热播剧集的温馨画面，如今已一去不复返。
　　
《加里森敢死队》——“头儿，你给我记着”
　　好人和坏人并不见得泾渭分明——1980年10月起在中央电视台译制片栏目播放的《加里森敢死队》，打破了中国的年轻一代从小被灌输的“非黑即白”的道德观。美国陆军中尉加里森虽然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是一个标准的英雄形象，但他手下那些队员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却绝对是一群乌合之众：“戏子”，职业演员，骗术和演技一样高超；“酋长”，杀人犯，刀法既准且狠，高明的偷车贼；卡西诺，保险柜终结者，没有他进不了的门；高尼夫，风趣幽默的神偷，任何东西手到擒来。这群从监狱里找来的杀人犯、骗子、强盗、小偷抱着立功赎罪的目的，加入到加里森的这支敢死队中去，发挥各自的特长，营救战友、轰炸雷达站、绑架德军元帅、窃取秘密情报、盗取德军物资、摧毁敌人计划、打击黑帮团伙，把第三帝国搅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
　　央视在播完《加里森敢死队》的第15集“利用磨擦”后，便停止了后10集的播放，同一时间档改播朝鲜电影连续剧《无名英雄》。为何停播？当时较为流行的解释是该剧宣扬暴力，不少年轻人痴迷于“酋长”的飞刀技术，一有空便拿着刀子对着课桌、树干勤练刀法，伤人事件屡屡发生，在家长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电视台决定停止该剧的播出。后来中央电视台对停播《加里森敢死队》给出的理由是：“这部26集的连续剧播放一半时，被认为是一部打斗胡闹的纯娱乐片，没有多少艺术价值而停播。”剩下的10集之后零星在各地的录像厅地下播放，直到1992年才陆续在中国的各大电视台播完。
　　
《变形金刚》——“奇奇库库卡卡”
　　1988年初，《变形金刚》由上海音像资料馆、上海电视台译制完成，10月1日开始在北京电视台播出，播放时间是每周六18：00，中国的“变形金刚热”由此起步。可惜好景不长，1989年，国内主流媒体开始把矛头对准了这部被免费引进中国的美国动画片。
　　在1989年2月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上，20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对《变形金刚》提出批评。新华社随即在2月18日刊发了题为《20位人大常委建议停播<变形金刚>》的报道，称“最近一些电视台播放了美国动画片《变形金刚》。有的出版社还出版了《变形金刚》画册。与此同时，在美国市场滞销的‘变形金刚’儿童玩具大量倾销我国市场，一套‘变形金刚’价格高达上千元，每一个玩具也要数十元到上百元，给许多家庭造成经济负担。”
　　2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少一些“金刚战”吧！》的读者来稿，从防止外汇流失的角度评论了当时的“变形金刚热”。作者写道：“从‘变形金刚’，我想到当年的‘鸦片战争’。‘金刚’与‘鸦片’不同，它没有毒害性，更没有以炮火为媒介。不过两者也有一点相似，‘鸦片’从中国换走了白银，‘金刚’使中国流失了那么不容易得来的外汇。两者虽然不能相提并论，我却隐隐约约感到这似乎是一场正在悄悄打响的‘金刚战’。……一概抵制外货不对，也无效，但抵制一些虽然无害但不是急需的商品（不管那是文化的还是其它商品），在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并不是没有必要的。”
　　3月2日，《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篇题为《社会关注变形金刚热褒贬不一》的文章。该文记者采访了对《变形金刚》提出批评的一位人大常委会委员，她对记者说：“有一次，我的小孙子非让我讲《变形金刚》的故事，我没看过电视，但一看画册，画面、文字不美，思想内容荒谬，宣扬好战，加上意思不连贯，根本没法讲。再一看定价，十几页一本的画册，有的八九角，有的一元多，印数都在六七万册以上，最多的竟达25万册。在人大常委小组会上，我随便提到此事，没想到同组那些做了爷爷奶奶的常委们都有同感。大家从电视播放时间影响孩子吃饭说到玩具价高超越普通中国家庭的承受力。于是，我们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几点建议。认为《变形金刚》的思想内容荒谬，一味宣传好战，对下一代有毒害作用。”
　　3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变形金刚冲击波》的文章，对“变形金刚热”做了较为理性的报道，文章结尾处提出了“愿更多的人关心玩具，关心孩子，设计未来！”的口号。
　　
《流星花园》——“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警察干嘛”
　　2002年3月，红遍全国的台湾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被国家广电总局勒令“暂停播出”，主要原因是“该剧在部分电视台播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负面影响，容易误导青少年”。批评者指出，虽然《流星花园》在引入内地时就已经作过三次删改，删去了很多暴力场面和不合实际的内容，总长度达300分钟，但剧中还是有很多过度渲染早恋、暴力、金钱享受的消极内容，令不少青少年沉湎于“四大家族”和“白金学校”的虚假幻想之中。有人将《流星花园》的负面影响概括为三点：“一是助长学生之间的攀比与骄奢之风。片中F4的富家子弟形象及其不良行为，很容易会成为青少年学生模仿的对象。二是片中一些非法作弄同学的方法，易被青少年模仿，特别是非法手段，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三是在对待危机的处理方面，可能受到误导。”
　　《流星花园》停播后，针对该剧的负面报道纷纷出台。3月的《南京现代快报》刊出一篇报道称，一位15岁的初三男生以前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如今学习成绩却直线下降。母亲在为儿子整理衣物时，发现了几名女生写给儿子的40余封令人耳热心跳的情书。这位母亲展示了其中的一封情书，信中写道：“我每天都在想你，恨不得你每天都睡在我身旁，当我的被子，我心里好开心……”母亲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情书’，分明是‘黄书’，还有比这更露骨的，我都不好意思读！”母亲还特别强调，从写信时间上来看，“情书”是在电视台播放《流星花园》后才出笼的，而且儿子“为了看《流星花园》不惜与母亲恶吵，而每每在观毕《流》剧后，又是那样的如醉如痴。”
　　《北京青年报》则刊发了《流星花园》音像制品令太原青少年受到严重不良影响的报道，该文称，太原某中学少数学生模仿《流星花园》中的F4，在学校内打骂同学、辱骂老师、借钱不还、调戏女生，被师生们称为“春秋五霸”。文中写道：“这5名学生模仿《流星花园》电视剧中的F4，身着奇装异服结伴出入，上课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随便打骂同学，甚至上课时与老师顶嘴。”文章最后，记者意味深长地收尾道：“当晚8时许，在该校附近的一网吧中，记者看到，被国家广电总局明令停播的《流星花园》正在热播中。”
　　这位记者应该知道，早在《流星花园》问世之前，校园暴力问题就已经在我国广泛存在。我们可以把它归因于教育模式的功利性、校园管理的疏漏，也可以归因于家庭教育的失败、家庭结构的缺陷，当然，也可以归因于《流星花园》。
　　
　　
　　电影　　
　　1982年，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电影，《庐山恋》中出现了接吻镜头——张瑜在郭凯敏脸上的轻轻一吻，震惊了一代人，激动了一代人。1986年，《芙蓉镇》中刘晓庆和姜文长达4分23秒的接吻，成为国产电影最长的接吻镜头。1987年，《红高粱》上映，姜文和巩俐在高粱地里的激情戏引起轩然大波。1988年，《寡妇村》上映时贴上“少儿不宜”的标签，之后不少电影纷纷效仿这种“贴牌”的宣传模式。同年，香港制定电影分级制度，依据观众年龄限制将电影划分为Ⅰ、Ⅱ、Ⅲ三级，其中的“三级片”在内地成为了“色情电影”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电影业仍然在“能否实行分级制度”这个简单的问题上来回打转。分级制度的缺失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里暴露出了许多弊端：《色·戒》的色情部分不能在内地正式公映，却以盗版的形式在网上广泛传播或制成音像制品；佟大为、范冰冰主演的《苹果》在第一轮放映几乎结束之后，被追认为“色情影片”而遭禁；讲述残酷青春的《十三棵泡桐》在被大量删减后，仍被无限推迟放映，原因是“道德体系崩溃”。与此同时，《投名状》中的血腥场面，以及2006年《夜宴》里的杖刑、《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杀人如麻的场景，虽曾遭到过各种批评，却都通过了电影审查。
　　没有明确的分级标准，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少林寺》——“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1981年，电影《少林寺》在中国风靡一时，学生痴迷《少林寺》而离家出走去嵩山拜师学艺的报道屡见于报端。导演贾樟柯回忆说，当时他的一个同学就曾经离家投奔少林寺，半路上被父母截回来，结果成了当地的传奇。那几年，在武侠小说以及《霍元甲》等武侠电视剧的影响下，中国的青少年掀起了一股武侠热，无数“靖哥哥”在操场上苦练“降龙十八掌”，还有一群“洪七公”拿着棍子四处游走，另有若干“欧阳克”手持破扇假装风流。贾樟柯也未能免俗，那时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学一身武艺，能够飞檐走壁，为此他还学过一年武术。
　　同那个年代的许多青少年一样，贾樟柯还是录像厅的常客。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年时间，他几乎天天泡在县城的录像厅里，在那儿接触了大量港台片。这些港台片也是当时主流媒体讨伐的对象，不少报道把青少年犯罪、打架斗殴等社会不良现象归因于这些港台录像。贾樟柯承认自己也是“受害者”，他回忆说：“当时，我一看就非常激动，比如说看了吴宇森以前的《英雄本色》，也有胡金铨的、张彻的电影，到后来徐克的电影也都看过，特别完整。只要看到非常激动的电影，一出录像馆在马路上就找同龄人，肩膀一撞，非要打架。……打赢打不赢都打。没有任何的理由原因，看了以后就是热血沸腾，那里面暴力的因子比较活跃。”
　　正是这些港台片，成为了贾樟柯的启蒙电影，也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在他的代表作《站台》中有一个后来被剪掉的情节：两个小伙子从录像厅走出来，两人碰面一对眼，这人说，你为什么看我？那人说，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这人说，因为我看你觉得你长得不好看。于是两人就打了起来。这件现在看来颇有些搞笑的事情，却是当年发生在贾樟柯身上的真实的“战斗”故事。
　　
《霸王别姬》——“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演生角的段小楼（张丰毅饰）与演旦角的程蝶衣（张国荣饰）是自小在一起长大的师兄弟，两人合演的《霸王别姬》誉满京城，他们约定合演一辈子《霸王别姬》。后来段小楼娶了名妓菊仙（巩俐饰）为妻，依恋着师兄的蝶衣决定不再与小楼演这出戏。文化大革命中，段小楼成了牛鬼蛇神。在造反派的威逼下，师兄二人相互揭发“罪行”。菊仙承受不了打击，上吊自尽。打倒“四人帮”后，师兄二人在分离了22年的舞台上最后一次合演《霸王别姬》，蝶衣在师兄小楼的怀中结束了自己的演艺生涯，也结束了这出灿烂的悲剧。
　　1993年的《霸王别姬》是陈凯歌电影创作的一个转折点，这部影片为他赢得了戛纳大奖，也宣告了第五代文化反思时代的终结。本片在大陆一度被禁演，与其所展现的京剧名角在文革期间惨烈的屈辱史不无关系，而影片流露出的同性恋气息也使其在当时受到排斥。剪辑后的《霸王别姬》后来被允许公映，只是不允许做宣传，也不能参加金鸡百花等奖项的评选。
　　与《霸王别姬》同期的《活着》和《蓝风筝》等影片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它们都试图表现时代灰烬下个体的命运，也都先后在国内被禁。而《蓝风筝》的导演田壮壮运气似乎更差，一部《蓝风筝》使他被禁止拍片八年之久，直到2001年才复出翻拍了《小城之春》。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婊子合该在床上有情，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这是李碧华原著《霸王别姬》开篇的第一句话。
　　
《十七岁的单车》——“我没偷车，车是我的”
　　这是一部以青少年为主角的电影，故事讲述了从外地到北京讨生活的年轻人阿贵，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快递工作，但他没有单车，只好由快递公司提供，每个月扣钱。等到最后一个月扣钱结束，单车正式成为己有的那一天，单车却被偷了。阿贵遍寻不着，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发现这辆单车被另一个年轻人从二手市场买得。他决定用最原始的办法解决问题——将自己的单车偷回来。但另一个年轻人不甘心自己买的二手单车被偷走，找了一大群朋友去讨回单车……
　　《十七岁的单车》曾被评论者拿来与丹尼·博伊尔的《猜火车》、陈果的《香港制造》、北野武的《坏孩子的天空》和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相提并论，其实这样的比较并不恰当，后几部电影把重心放在青春的残酷和阴沉上，而王小帅的这部青春电影除了叛逆外，还多了一份单纯和执着。
　　遗憾的是，在尚未拿到国家电影局的审片结论之前，《十七岁的单车》便参加了柏林国际电影节，虽然捧回一尊银熊奖，却也因此而被禁止在国内公映。据说电影局对这部影片的批示是：本片格调有些灰色，不宜公映。
　　影片的结尾，遍体鳞伤的阿贵扛着已经变形的单车，孤身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最后湮没于茫茫的车海之中。
　　
　　
　　西洋“毒药”　　
　　“毒害青少年”的罪名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控有罪，罪名有两项：1、不敬城邦所敬的诸神而引进了新神；2、腐蚀了雅典青年的思想。最终，苏格拉底自愿接受死刑，安详地喝下了毒酒。
　　
戏剧：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在苏格拉底的教诲下，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人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存在分歧，例如戏剧。柏拉图反对戏剧，他指责戏剧会煽起狂热的感情，使人难以自拔，比如悲剧专门滋养观众的“伤感癖”和“哀怜癖”，喜剧则投合和挑动观众的“诙谐欲念”，这些都不利于“理想国”的统治者和保卫者。他还抱怨，戏剧模仿表象，使观众看到假象却以为自己看到了事物本身；而且这些模仿行为还会引导年轻人养成不好的习惯，带来粗鄙的言语和对危急事件不恰当的反应。2000多年后，柏拉图对戏剧的这些批判又被人用在了对小说、电视、漫画和游戏的批判上。
　　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能够释放心情，疏导人们的负面情绪，具有矫正治疗的功效。这一观点在今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英国艺术治疗协会临床医学家瓦尔·休特认为戏剧尤其能够治疗孩子的心理疾病，他说：“通过写剧本，孩子们可以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故事，以第三者的身份去表达自己的经历，这为他们提供了以自身之外的角度去考虑整个事件的机会。孩子们于是将自己所经历的各种难以置信的痛苦和情感都倾注在自己创作的剧本里，并通过自己的表演将它们表现出来。看上去他们好像是在完成别人的故事，但实际上这些孩子是在表演他们自己的故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已经在无形中开始起作用了。孩子们所写的故事，都是他们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通过表演，孩子们将这些心理问题和有害情绪无拘无束地释放了出来，以此达到精神上的发泄，消除了思想上的压力和紧张。”这个“写剧本”并“亲自表演”的过程，与玩家的游戏过程颇有相似之处。
　　几个世纪以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待戏剧的不同看法，已经成为两种主要的对立观点，伴随着每一种流行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直到今天的游戏。这数千年当中，围绕戏剧的争论也并未完全停息，就连著名的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没能躲过人们的口诛笔伐。我们今天读到的莎士比亚戏剧其实已经被改编过多次，在他的原著中，有一些对色情、暴力和乱伦的描写，在他所处的年代难以被接受，人们认为此类描写会“以令人不快的方式刺激大众”。后人曾笑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个14岁的小女孩，头一天跟罗密欧认识，当天晚上幽会，第二天就约好了去结婚。如果是你女儿，你气不气愤？”虽为戏言，但在卫道士眼里，这类情节显然会对青少年造成毒害。
　　19世纪，当英国进入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后，戏剧又在法国引起了一场恐慌，这次的“罪魁祸首”是大吉尼奥尔（Grand Guignol）。大吉尼奥尔是一种着重表现暴力、恐怖和色情的短剧，流行于巴黎的酒吧间，特别是大吉尼奥尔剧院里，因此得名。这类戏剧多以死亡为主题，以惊悚的题材和恐怖的特效来取悦观众，剧中的邪恶一方往往毫无理由地行恶，而且很少受到惩罚。自诞生之日起，大吉尼奥尔就遭到过不少批判，但这些都无法抹杀它在表演和特效上对恐怖题材的戏剧和电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小说：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色暴力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论争》中说：“维多利亚时代的净化社会和愚民运动，是从女王明令禁止出版淫秽书籍开始的，一开始还只是没收或销毁色情书，后来殃及许多著名的经典著作，就连莎士比亚、密尔顿、但丁的著作都受到审查，甚至连圣经中与性有关的章节也遭到删节。”
　　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前数十年，法国出现过一个以情色而闻名的另类——萨德（Marquis De Sade）。萨德被称为“情色小说鼻祖”，他的作品以大胆的性幻想和浓厚的虐待狂意味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其中详细地描写了各种他想象得到的性变态行为的细节，据说当时的科学家和医生看了都不免脸红，纷纷指责他。今天性学研究里所说的“施虐症”（Sadism）的名词，就是为了纪念萨德，他的名字还被后人与奥地利作家马索克的名字合在一起，构成了”Sadomasochism”一词，简称“SM”，中文即指“性虐待症”。1778年，38岁的萨德因“性虐待”罪名而锒铛入狱，1782年他在狱中写下了惊世骇俗的《教士和垂死者的对话》，并因此而被转到恶名昭彰的巴士底狱，1785年他又写下《索多玛一百二十日》。
　　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还曾流行过一种“廉价恐怖犯罪小说”（Penny Dreadful），大街小巷都能买到，每本一便士，由此得名。当时伦敦的道德团体曾公开抗议，认为这些小说会刺激暴力的蔓延，臭名昭著的“开膛手杰克”连环谋杀案就被归罪于此类小说的教唆。美国“惊悚小说之王”斯蒂芬·金在获得2003年全国书奖的“终身成就奖”后，当时的保守派大将、一辈子为宣扬“西方正典”而不遗余力的耶鲁大学教授哈洛·卜伦（Harold Bloom）曾将斯蒂芬·金的作品比作“廉价恐怖犯罪小说”，称“就是这玩意儿，他们竟还相信里面有什么文学价值、美学成就，以及启迪心智的思想，这只能证明这群评审都是白痴！”
　　
电影：分级制度势在必行
　　1903年的《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被誉为美国电影的里程碑之作、西部片的开山之作，这部默片总长只有11分50秒，讲述了盗匪抢劫火车并最终被警察击毙的完整故事。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两个劫匪冲进电报收发室，逼迫电报员给火车发信号，并将其捆缚起来。随后劫匪们上车，与火车上的职员进行搏斗，打死职员，制服列车长，让他解开火车车厢链条，将所有乘客赶下火车，在轨道上并成几列，实施抢劫，期间打死了一个试图逃走的旅客。劫匪们坐火车头逃窜到丛林里，骑上已经准备好的马逃走。另一边，幸存的职员向正在寻欢作乐跳舞的巡警们报告。很快，开始了巡警们骑马与匪徒追逐交火的场面，最终巡警在歹徒分赃时将他们击毙。该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这是一个持枪匪徒的特写，他面向屏幕，朝观众射击，结果许多观众深信自己遭到攻击，甚至有人当场吓得昏了过去。这也让人们第一次对电影的力量产生了恐惧。
　　1929年至1932年的美国大萧条时期，社会反叛题材的电影以及犯罪片、黑帮片大受欢迎，例如1931年的《小霸王》（Little Caesar）。在这部经典黑帮片中，爱德华·罗宾逊扮演了一个心狠手辣、有勇有谋的小混混，与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扮演的另一个小混混联手，在黑帮组织里不择手段地往上爬，最后成为独霸一方的龙头老大。这一年美国还上映了两部被后人称为“恐怖片经典”的电影：一是由贝拉·卢高西（Bela Lugosi）主演的首部吸血鬼题材的有声电影《吸血鬼》（Dracula），卢高西在该片中营造出了一种具有贵族气质的恶魔形象，也使他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吸血鬼之一；二是詹姆斯·惠尔执导的首部有声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又译《弗兰肯斯坦》）电影，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电影的教授里克·朱厄尔在评价该片时说：“它是偶像级电影之一，影响力巨大。它真正确保了恐怖片成为好莱坞较有影响力的影片类型之一。”据说当时曾有人担心这部《科学怪人》会吓跑观众，于是在1931年12月6日首映当天，有关方面特地安排一名演员在电影放映前提醒观众电影的可怕程度。该片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为环球电影制片公司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虽然观众时常大声尖叫，但他们对这部片子还是十分着迷。
　　随着这两部电影的成功，恐怖片开始在环球公司的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其中较有名气的包括《木乃伊》、《隐身人》、《黑色老房子》、《畸形人》，以及《科学怪人的新娘》等。与此同时，人们围绕犯罪片和恐怖片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观众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上世纪50年代，美国青少年犯罪率遽然上升，有人认为这与当时电影和音乐等娱乐产品中的不健康和不道德的内容不无关系。
　　其实早在默片时代，由于电影中出现了一些女人赤裸的镜头，就引起过保守派的极大不满。于是1930年，当时的美国邮政部长威尔·海斯（Will Hays）制定了一套初步的电影拍摄指南，作为规范电影市场的参考，告诉电影公司哪些是被禁止的。例如遵守禁酒令，不得宣扬烧酒；不可详细描述谋杀、盗窃、抢劫的方法；不得出现拷打场面；不得表现不道德的性关系；不得表现黑人与白人的两性关系；不准出现堕胎或分娩的镜头；不准出现裸体镜头；不准出现男女唇间接吻；不许对国旗不敬；不许出现粗暴对待动物的场面等等。这套规范制度被称为《海斯法典》（Hays Code），可没想到这反而引起了人们对禁忌题材的电影的好奇，出现了“禁什么流行什么”的尴尬局面。直到1934年，在美国电影协会、影院协会以及教会的监管下，这套规范才被强制执行。不过，由于其中的标准制定得相当模糊，可操作性也较差，电影公司不知道哪儿出问题就会被禁，因此变得缩手缩脚，极大地限制了创作人员的发挥。
　　1966年，一部叫《灵欲春宵》（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的电影在美国上映。在这部电影中，创作者极尽能事，全片没有一个镜头是直接与性有关的，但通过双关的对白和挑逗的动作，无时无刻不在宣扬一种性的诱惑。这部电影向旧的电影审查制度发起挑战，在美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直接促成了《海斯法典》的死亡。两年后，美国电影协会正式设立分级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它依据影片对不同年龄阶层的适宜性，对电影进行分类。正是在这套分级制度下，诞生了许多既具争议性又不乏艺术价值的杰作。
　　
漫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
　　1954年，人们对“媒体暴力”的恐惧终于在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韦特哈姆（Fredric Wertham）的著作《诱惑纯真》（Seduction of the Innocent）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弗雷德里克·韦特哈姆被漫画爱好者称为“漫画的恶魔”，“他的出现是漫画界发生的最可怕的事”。韦特哈姆认为孩童会模仿漫画中的暴力犯罪行为，导致道德腐化，而且漫画还会刺激性心理反常、导致文盲增加、令眼部疲劳。他在《诱惑纯真》中写道：“孩子们在街上的玩耍现在已变成一团混乱，没有了任何以往的童真。那些孩子们都怀揣着恐怖漫画书，玩着大屠杀、绞刑、处私刑和虐待他人的游戏。”当时美国青少年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人们为此担忧，却又不知该如何对付。韦特哈姆迎合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宣称美国社会已经变成毫无秩序可言的恐怖之地，亟待全社会进行大的整顿与清理。他表示，在研究了许多案例之后，发现惹事的青少年都爱看漫画，由此得出结论：漫画就是青少年犯罪的罪魁祸首。
　　韦特哈姆指控犯罪题材的漫画中的暴力及其过分的真实感，以及对于犯罪细节的描述；指控漫画书的标题着力渲染犯罪字样，而“惩罚”、“灭罪”等字体却难以辨认；指控漫画书中的教育页面经常被跳过。在他眼里，超级英雄是力量崇拜，初代“蓝甲虫”的变身能力被同卡夫卡扯到一起……他的批评对象甚至包括了名著改编或教育题材的漫画，只因为它们表现了“戴着镣铐的黑奴”和“濒死的人和尸体”。而他最为恶名昭彰的论断是——漫画导致同性恋。在他看来，神奇女侠是女同性恋，尽管她在故事中有男朋友。他认为蝙蝠侠是反女性的，因为其中的漂亮女性多半是坏女人。而蝙蝠侠与罗宾两人的搭档关系也为这位心理学家提供了莫大的想象空间，他援引一名同性恋者的话说，蝙蝠侠与罗宾是同性恋者梦想中的生活。之后该系列中的蝙蝠女侠（Batwoman）与蝙蝠女孩（Batgirl）等角色的出现，部份原因就是为了回应蝙蝠侠与罗宾是同性恋的指控。
　　韦特哈姆主张把漫画统统禁掉，1954年春，美国参议院专门针对漫画出版，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听证会。会上韦特哈姆将漫画与刚刚结束的纳粹恐怖放在一起，称“同漫画业相比，希特勒只是个新手”，这句话被当时的媒体广泛引用。在某些地方，人们甚至将漫画书付之一炬。以成人惊悚漫画闻名、也是受舆论责难最多的EC漫画公司的发行人威廉·盖恩斯（William Gaines），在听证会上同韦特哈姆针锋相对。辩护律师指着EC公司出版的《犯罪悬疑故事》（Crime Suspen-Stories）的封面——封面上一个男人一手拿着斧头，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女人的头颅，问道：“你觉得这幅图能表现出良好的品位吗？”威廉·盖恩斯回答说：“是的。对于一本恐怖漫画的封面来说，假如将那个女人的头颅抬得更高些，让读者能看到她脖子上流出的血，才算得上是品位低下。”盖恩斯在听证会上强调青少年犯罪是现实社会环境造成的，而不是文学故事造成的。他讽刺说：“向弗雷德里克·韦特哈姆先生解释恐怖故事所带来的刺激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这同向一个冷漠无情的老女人解释什么是崇高的爱一样困难。”
　　盖恩斯的辩护在韦特哈姆咄咄逼人的指控下显得软弱无力，这次听证会后，美国社会开始对漫画产业严加管制，最终导致漫画审议局（Comics Code Authority，CCA）的成立。一本漫画书要想在书店或书摊上销售，必须通过CCA的审批，封面要印上CCA标记。对于哪类故事可以说、哪类故事不能说，CCA还设置了严格的内容规范。除了性与暴力外，任何与不死僵尸、虐待拷打、吸血鬼、鬼魂、嗜食同类和狼人相关的形象都被严格禁止；坏人在故事最后必须被“抓捕归案”，受到惩罚；而且书名中不能出现“犯罪”和“恐怖”的字眼。
　　与电影和电视遇到类似责难时的情况不同，在“漫画是给儿童看的”这一“伪前提”下，美国的漫画市场没有形成自己的分级制，最终只能把整体的水平降下来。如今的漫画作者们大多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漫画市场上充斥着荒诞不经却相对“安全”的故事。其实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许多成人漫画在情节和表现技法上都已经取得突破，例如EC公司出版的《魔界奇谭》（Tales from the Crypt），今天已经被公认为经典。
　　
儿童为什么需要超级英雄和虚拟暴力
　　事实上，在《诱惑纯真》出版之前，韦特哈姆就已经写过不少批判漫画的文章。1949年，纽约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思拉舍（Frederic Thrasher）在《社会教育期刊》（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上对韦特哈姆的观点提出过质疑。他写道：“虽然弗雷德里克·韦特哈姆先生在许多文章中都声称他和他的同事们调查研究过成千上万个儿童，正常成长的、已走上邪路的、富有的、贫穷的、有天赋的、平平庸庸的，但他并没有为读者提供任何统计学上的分析。他并没有试图用真实的数据去证明，他所列举的青少年犯罪，是典型的由恐怖漫画引起的。换句话说，他并没有能够证明没有读过那些画册的青少年就不会犯同样的罪。”这段评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50年后在中国，一位声称自己走遍了全国各地260家网吧、调查了700余例因青少年迷恋网络游戏而引发的悲剧的学者——张春良和他的那本《在网路上狂奔》。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电子游戏的诞生，道德恐慌的焦点由戏剧、小说、电影、漫画转移到了游戏上。直到今天，人们对于游戏这个已经并不新鲜的新鲜事物仍然心存恐惧与怨恨。有趣的是，与电子游戏几乎同时诞生的“龙与地下城”也曾引发过社会的恐慌，曾有人认为它在鼓动青少年对神秘力量加以膜拜，父母们也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因此而信仰撒旦。那时美国发生过几起青少年自杀事件，受害者均为“龙与地下城”的爱好者，于是这些事件就被作为“龙与地下城”的罪证提了出来。这同20年后美国媒体试图将哥伦拜恩校园枪击案与《毁灭战士》联系起来，以及中国媒体在报道青少年犯罪事件时不忘加上一句“此人酷爱游戏”之类的手法如出一辙。
　　美国作家、文化评论家杰勒德·琼斯（Gerard Jones）在2002年出版的《杀死怪物：儿童为什么需要幻想、超级英雄和虚拟暴力》（Killing Monsters: Why Children Need Fantasy, Super Heroes, and Make-Believe Violence）一书中，对简单化地认为“媒体暴力对儿童有害”的观点提出过批评。他认为，成年人应该理解虚拟暴力在人格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孩子们需要通过一种安全（主要是幻想）的方法来认识“暴力的实施过程”以及“阴暗的情绪”。他写道：“想禁止人们在安全并可以控制的环境里冒险，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危险的……因为那对我们理解和接受现实的局限性有莫大助益。在游戏中发泄怒火是一种可取的手段。为了作一个文明的现代人，我们牺牲了原始的野性。在虚拟环境中扮演邪恶的角色，或是大肆破坏，就是对这种牺牲的补偿。这是至关紧要的。”
　　
　　
　　声音·200年的陈词滥调　　
　　毒药、垃圾、不正经、伤风败俗、诱人堕落、致人懒惰、破坏家庭、破坏婚姻、助长暴力、滋生青少年犯罪、破坏社会安定……这些被今天的主流媒体用于批判电子游戏的陈词滥调，200多年来，也不断被用来批判其它一些被视为“不速之客”的流行文化，华尔兹、小说、电影、漫画、摇滚……今天，这些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是被陈列于高贵典雅的艺术殿堂之上。未来，游戏会同它们一样。
　　
小说
　　“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轻易地接触到那些言情小说和戏剧，这些东西已经毒害到了他们的思想，令很多有前途的年轻人道德败坏，而旁人也无法用那些有益的知识去改造他们。父母在饮食方面总是很当心，用健康的食物去喂养他们的孩子，但他们对孩子的思想的教化却毫不关心。现在的孩子是否被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或是只吃一些垃圾、废品，甚至毒药？”
　　——1790年，牧师恩诺斯·希区柯克（Enos Hitchcock）在书信体小说《布鲁姆斯格罗夫家族回忆录》（Memoirs of the Bloomsgrove Family）中对那些描述爱情故事的小说和戏剧予以抨击。
　　
华尔兹
　　“上周五，一种叫做‘华尔兹’的不正经的国外舞蹈被引进英国宫廷。交缠的四肢、紧贴的身体，光是看上一眼就够受了。……它把这么多年来英国女性所独有的矜持形象破坏殆尽。如果这种伤风败俗的表演被限制在妓女和荡妇的范围之内，我们不会在意。可现在，……受人尊重的上流社会也开始接触这些邪恶的东西。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警告每一位父母，不要让自己的女儿接触这一致命的传染病。”
　　——1816年，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用激烈的措辞反对华尔兹。
　　
电影
　　“这种新的娱乐方式正在毁掉我们的一代少女……堕落的成年人拿着糖果和便士，用虚幻而不可避免的结局去诱骗少女。本协会已经起诉了很多以电影画面诱骗少女失足的人。只有上帝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了这种‘会运动的画面’后，开始了他们的放荡生活。”
　　——1909年，《纽约反虐待儿童协会年度报告》（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称电影造成了人性的堕落，令许多少女被诱骗失足。
　　
电话
　　“电话究竟是让人们变得更活跃还是更懒惰？电话是否打破了平静的家庭生活？破坏了人们出门访亲探友的老传统？”
　　——1926年，旧金山湾区哥伦布骑士会成人教育委员会展开了一项针对电话的调查。
　　
漫画
　　“威廉·盖恩斯先生可能已经让他的追随者们失望了。他独自一人出席，身后并没有吸血鬼或者是狼人陪同，而且还像常人一样只有十个手指和一个脑袋。虽然他一年之内能够从那个充满肮脏的恐怖漫画产业赚取将近100万美元的收入，但他仍然是一个可怜的并且应该接受审查的罪人。既然他坚持认为那些在他的帮助下被制造出来，并在孩子们中间传播的文学垃圾对社会毫无危害，那么他本人一定像EC集团出版物上的怪异邪恶的物种一样令人恶心。”
　　——1954年，《哈特福德新闻报》（The Hartford Courant）在一篇题为《有品位的人》的文章中，讽刺在听证会上为漫画辩护的EC公司的发行人威廉·盖恩斯。
　　
摇滚
　　“摇滚把年轻人变成了魔鬼的崇拜者，他们通过性来刺激自我表达的欲望，煽动目无法纪的行为，打破脆弱的社会安定，摧毁圣洁的婚姻。摇滚对我们的年轻人产生着邪恶的影响。”
　　——1956年，美国牧师阿尔伯特·卡特（Albert Carter）旗帜鲜明地反对摇滚。
　　
　　
　　《家用电脑与游戏》vs. CCTV　　
　　“央视二的一个记者明天去上海，想采访游戏业内的人士，不知你是否有时间？”2月15日，朋友在MSN上发来一条信息。
　　“是什么主题？”我问。
　　“我也不太清楚，他找我主要是想问网络游戏不好的地方。……这个记者对网络游戏的看法可能比较偏激，需要你把握一下措辞。”
　　
战前谋划
　　很巧，这次的专题正好需要找一位主流媒体的记者，了解他或她对游戏的看法，于是我答应下来。没过多久，这位记者打电话过来。我问他想了解哪方面的事，他回答得有些含糊，只是说想了解厂商是怎样把玩家留在游戏里的，以及怎样让玩家在他们的游戏里花钱。可能是想了解网游中的虚拟交易的情况吧，我想。
　　晚上和朋友一起吃饭，提起这件事，朋友告诫说，要当心掉到对方的陷阱里。我说，没准反过来可以让他更理解游戏。回去后，我开始为第二天的“演讲”作功课，翻阅以往搜集的关于虚拟交易的各种资料，对玩家在网游中的消费需求作一番梳理，列出一些要点，比如“花钱买方便”、“花钱买时间”、“花钱买成就感”、“花钱攀比”、“花钱炫耀”……我假定对方对网游中的虚拟交易不太了解，所以，先不给他提问的机会，而是主动向他介绍虚拟交易在各国的发展历程，列举玩家的种种需求，指出虚拟交易的必要性。这样的表述更客观，也可以让对方更好地理解虚拟交易的本质。
　　我在脑海里反复演练了几遍，直到确信自己在交谈时能够把所有要点串联起来。然后又大致想了想对方可能会就这些内容衍生出哪些更具体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也一一做了准备。
　　
战斗打响
　　次日傍晚，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生活”栏目的两位记者如约而至。采访的地点放在了我和朋友们周末常去的一家桌面游戏吧，这里有一间四壁摆满漫画书的狭长的动漫出租屋。央视记者在我对面坐下，从包里拿出话筒对准我，侧后方是一台摄像机。一切就绪。
　　虽然以前采访过很多人，但被人采访还是第一次。前十分钟还算顺利，我没给对方多少发问的机会，而是一口气把昨晚准备好的内容和盘托出。不过这番“独白”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我隐约感到对方对这些内容并不感兴趣。这时的我开始有些慌张。
　　很快，他把准备好的问题一个个丢了过来。其中一些问题的导向性很明显，却又过于宽泛，难以回答。例如“游戏厂商如何通过游戏中的设计让玩家乐于往外掏钱”，这个问题在我之前的“独白”中，已经从玩家的消费需求的角度解释过，可对方似乎并不满意。同一件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他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结论？
　　或许是虚荣心作祟，或许是过于急切地想让对方理解，或许是因为不愿意给对方留下“畏罪隐瞒”的印象，我尽可能让镜头前的自己表现出一种自信而毫无保留的态度，对每个问题都作出回答。于是，让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我不由自主地开始说一些空话、套话，更让我懊恼的是，一些愚蠢甚至明显错误的答案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从我嘴里说了出来。思考的能力和谨慎的态度消失后，我只能听凭自己堕入多年阅读主流媒体所形成的惯性思维之中。
　　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原谅自己那天的糟糕表现。对我来说，这次采访是游戏媒体与主流媒体之间的一次沟通，是传达代表游戏业的客观公正的声音的一次机会，我却搞砸了。我应该为此道歉。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做到诚实地对待自己的事业，又怎能指望主流媒体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
　　
短兵相接
　　采访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当对方放下手中的话筒时，我松了口气，靠在椅子上，空白的大脑又恢复了思考的能力。上半场结束，游戏媒体溃败。下半场开始。
　　除了接受采访，我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了解对方作为中央电视台——中国官方最重要的宣传力量之一，党、政府和人民的重要喉舌，中国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的一名记者，对游戏持怎样的看法。
　　对方很坦率地告诉我，他不玩网络游戏，对网络游戏也不了解，但他对网游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这一点从他刚才所问的问题中就可以看出。在采访的最后，他希望我对网游的利弊做一个“总结陈辞”，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我来说，能给玩家带去快乐的游戏就是好游戏。他追问，那你觉得现在的网游有哪些能给玩家带去快乐？我一时语塞，只好回答说：不同游戏有不同的玩点，能给玩家带去不同的乐趣，而乐趣的大小是无法衡量的。即便是《征途》那样备受争议的网游，其庞大的用户群也足以说明，玩家确实从中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某种乐趣。
　　至于游戏的“弊”，这么多年来，主流舆论的矛头始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游戏内容中的血腥、暴力和色情等元素，对玩家会产生负面影响；二是认为游戏耗费了玩家的大量时间和金钱，导致了所谓的“沉迷”。围绕这两个话题，国外那些货真价实的专家学者争论了十几年，也没有形成任何确切的结论，如果在两个记者之间展开讨论，最后势必会演变成一场口水战。我只好对他说，谈到网游的“弊”，唯一应该关注的是未成年人，因为成年人能够而且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显然不满意于我的回答，他希望我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网游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这让我觉得有些困惑，游戏在中国存在了二十多年，为何主流舆论直到今天仍然执著于这类“非黑即白”的无意义的问题上？
　　他认为网络游戏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没有产生多少社会价值，没有为我们的社会作出贡献，反而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游戏是孩子玩的东西”、“游戏里有暴力和色情的成分”、“游戏会让人沉迷上瘾”……这些针对游戏的批评，中外皆有，唯独“游戏无法产生社会价值”的批评，是中国独有的特色。这让我想起了五年前一位自称任职于某地方政府负责经济工作的“政府官员”在某论坛上发表的一番言论，他开宗明义地说：“我是政府官员，我坚决反对网络游戏。”然后他列举了游戏的数条“罪状”，其中第一条就是“游戏无法产生社会价值”。他解释说：“如果认真评估一下网络游戏的总体经济效益，有点经济知识的都会知道，靠一个月花几十块钱和大量时间去消费这个东西的人，其它消费必然要减少很多。网络游戏的收入再加上所谓同时带来的IDC接入和硬件设备的购买费用，实际上抵不上网络游戏消费者因为把时间花费在网络游戏上而损失的其它生产价值的可能，其中包括逛街购物、喝茶吃饭、唱歌跳舞、兜风旅游等娱乐休闲消费，包括学习工作、做生意等社会产出活动等等。……一减去损失的机会成本，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肯定没有好处。”
　　这位央视记者对网游所持的态度与那名“政府官员”大致相近，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罗素的那句名言——“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
　　
战局分析
　　聊天时，这位央视记者提到他也是70年代生人，也玩过单机游戏。虽然大家都是同龄人，而且有一部分相同的兴趣爱好，但我俩对网游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谈到网游的危害，他举出了前不久的一条新闻，某玩家因为父母不允许他玩网络游戏而杀害了父母。对此我的看法是，网游虽然是导火索，但在这名玩家长期以来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与父母之间的状况尚未弄清之前，不能得出网游与这一极端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的结论。
　　他还提到了去年流传颇广的一条新闻，某大学生因沉迷网游而被多次退学，他认为网游耽误了这名学生的青春。对此我的态度是，既然他是成年人，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选择在外人看来是不求上进、浪费青春、自甘堕落，但对他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体验？每个成年人都有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自由，无论是直路还是弯路。
　　这位央视记者曾多次参与针对北京网吧的突击检查，结果发现在黑网吧中包夜的大部分都是青少年，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坚信未成年玩家在网游中占很大的比例。我没有类似的采访经历，所以我一直以为未成年人在网游玩家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虽然我们同为记者，但他采访的大多是黑网吧，我采访的大多是正规网吧。他采访网瘾治疗中心的玩家，这些玩家给他的印象是木讷内向；我采访身边的普通玩家，他们大多性格开朗，与常人无异。在采访“成瘾”玩家时，他更关心游戏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更关心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给他们的人格带去了怎样的变化……视角的不同，导致采访对象和采访方式的不同，也造就了主流媒体与游戏媒体在报道游戏时的巨大差异。
　　《家游》虽然是一本游戏杂志，但她在诞生后的这十四年里，始终视社会责任为己任，从不回避游戏产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在选题的设置和操作上，也尽量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遗憾的是，与主流媒体相比，《家游》的声音还是太过弱小，而她的读者——青少年，虽然是未来社会的栋梁，目前仍然没有多少话语权。
　　我们并不指望主流媒体能够真正理解游戏，每个人的视野都有局限性，媒体也不例外。我们只希望它在做相关报道的时候，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不要带着结论去寻找证据。至少，应该避免去问那些带有明显倾向性或诱导性的问题，避免“很黄很暴力”的闹剧再度发生。
　　
学会道歉
　　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 Channel）在今年1月的“新闻直击”（Live Desk With Martha MacCallum）节目中，做了一期关于游戏中的色情暴力的专题。这期名为“Sexbox”的专题拿去年年底推出的Xbox 360游戏《质量效应》（Mass Effect）开刀，在播放了一段预告片后，主持人称这款游戏包含有虚拟色情，玩家可以看见完整的裸体动画，还能直接参与到虚拟的性行为中去。主持人还称，虽然游戏被评为“M”级（适合17岁以上人士），但在市场推广中却面向儿童和青少年。节目邀请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心理学专家库珀·劳伦斯（Cooper Lawrence），另一位是游戏媒体记者乔沃夫·凯利（Geoff Keighley）。库珀·劳伦斯对《质量效应》持批判态度，她认为游戏含有色情内容，而且有歪曲女性之嫌。当乔沃夫问她是否玩过这款游戏时，她承认自己从未玩过。
　　这期节目播出后在玩家中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两天后，美国艺电（EA）公关副总裁杰夫·布朗（Jeff Brown）发表一封公开信，批驳福克斯新闻频道关于《质量效应》的报道。他表示这款游戏并非像节目中所说的那样，有任何直接展示裸体或可互动的性行为，而且游戏的目标人群也并非儿童和青少年。
　　电视产业在兴起之初，也曾遭遇过社会的各种批判。有人认为电视节目具有操纵性和欺骗性，会令观众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误导；有人认为电视节目内容过于低俗，其游戏性和狂欢化的特色会令观众沉迷其中，受到毒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罪名如今又被电视拿来，扣在了游戏头上。平心而论，游戏中出现的所谓暴力或色情场面，远比各家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的某些节目要“干净”得多。
　　在这期节目播出一周后，库珀·劳伦斯又接受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库珀承认了自己之前犯的错误，并为她在那期节目中所说的话道歉。她说：“我承认自己说错了。在参加电视节目前，我问了身边的一些人，他们说这款游戏就像色情产品。……我为自己说过的那些话感到抱歉。后来我亲自看了那款游戏，也看了涉性场面，那看起来就像个笑话。我看过的ABC的电视剧集《迷失》（Lost）要比它暴露得多。”
　　无论库珀·劳伦斯对游戏持何态度，她敢于承认错误和向公众道歉的勇气，很值得中国的那些学者专家和媒体们学习。
　　
尊重与理解
　　这不是《家游》第一次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果下回再有类似的邀请，我想我不会去参与，因为我不是一个反应敏捷、能言善辩的人，我不希望自己面对话筒时的糟糕表现，成为“游戏有罪”的新证据。另一方面，我又希望游戏媒体与主流媒体之间能有更多的沟通机会，至少可以避免彼此误解。
　　“你说吧，或许可以说服我。”央视记者笑着对我说。我也笑了。我没有必要说服你，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活法、自己的观点，这样才好。
　　
　　
　　娱论·“报纸道WoW杀人事件”　　
“我暴雪/疯魔几百万人/呼风唤雨叱咤风云/领导游戏要靠晒你哋/无左你哋我哋会死/疑幻疑真嘅英文字/ABCDEFG/你的名字叫做WoW/WoW WoW我哋支持你”
——改编自《广播道fans杀人事件》，香港说唱教父“软硬天师”成名作。
　　
（以下内容皆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北京某报》：魔兽玩家走火入魔 丧生地铁轮底
　　今日本市发生一起离奇自杀事件，早上7点，一中年男子在本市地铁站游玩时，突然闯过检票处，跳下站台，并高呼“开铁炉堡”，结果不幸被地铁撞到，虽经乘务人员全力施救，并最终从车底救回该男子，但最终该男子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据记者了解，该男子平时喜欢玩一款叫做《魔兽世界》的网络游戏，角色是一名联盟的人类战士。而该游戏中有一种叫做地铁的交通工具，用于快速将玩家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在事发之前，该男子在家连续4天玩《魔兽世界》，随后不知为何走到地铁站，并发生上述悲剧。
　　
《成都某报》：魔兽玩家走火入魔 高台跳下丧生
　　今日本市发生一起离奇自杀事件，早上7点，一中年男子在本市一观景台游玩时，突然翻越栏杆，跳下高台，并手持一根羽毛，高呼“缓落术”，结果不幸摔下，虽经管理人员全力施救，并最终救起男子，但最终该男子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据记者了解，该男子平时喜欢玩一款叫做《魔兽世界》的网络游戏，角色是一名法师。而该游戏中有一种叫轻羽毛的东西，用于使玩家安全跳崖。在事发之前，该男子在家连续4天玩《魔兽世界》，随后不知为何走上高台，并发生上述悲剧。
　　
《重庆某报》：魔兽玩家走火入魔 丧生嘉陵江
　　今日本市发生一起离奇自杀事件，早上7点，一中年男子在本市朝天门码头游玩时，突然翻越河堤，跳入江中，并高呼“水上行走”，然后欲踏步江面，结果不幸沉入江中，虽经热心市民全力施救，并最终从江里捞回该男子，但最终该男子因溺水而死亡。
　　据记者了解，该男子平时喜欢玩一款叫做《魔兽世界》的网络游戏，角色是一名部落的牛头人萨满。而该游戏中有一种叫做水上行走的法术，用于使玩家在水面上踏步行走。在事发之前，该男子在家连续4天玩《魔兽世界》，随后不知为何走到江边，并发生上述悲剧。
　　
《上海某报》：魔兽玩家走火入魔 丧生公交车底
　　今日本市发生一起离奇自杀事件，早上7点，一中年男子在本市淮海路游玩时，迎面驶来一辆公交，该男子突然以手挡车，做出左右摇摆的样子，并高呼“盾墙”，欲挡住车辆，结果不幸被车撞到，虽经热心市民全力施救，并最终从车轮下拉出该男子，但最终该男子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据记者了解，该男子平时喜欢玩一款叫做《魔兽世界》的网络游戏，角色是一名联盟的侏儒战士。而该游戏中有一种叫做盾墙的法术，用于使玩家在危险情况下抵挡伤害。在事发之前，该男子在家连续4天玩《魔兽世界》，随后不知为何走上马路，并发生上述悲剧。
　　
《南京某报》：魔兽玩家走火入魔 动物园丧生狮口
　　今日本市发生一起离奇自杀事件，早上7点，一中年男子在本市动物园游玩时，突然翻越狮笼，跳进笼子，并高呼“断牙断牙”，然后对着狮子伸出双手，面目呆滞，结果不幸被狮子咬到，虽经公园管理人员全力施救，并最终从狮子口中夺回该男子，但最终该男子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据记者了解，该男子平时喜欢玩一款叫做《魔兽世界》的网络游戏，角色是一名联盟的暗夜族猎人。而该游戏中有一只叫做断牙的稀有宠物狮子，因为攻速快而深得猎人的喜爱。在事发之前，该男子在家连续4天玩《魔兽世界》，随后不知为何走到动物园，并发生上述悲剧。
　　
《广州某报》：魔兽玩家走火入魔 偷窃后丧生车底
　　今日本市发生一起离奇事件，早上7点，一中年男子在本市某超市闲逛时，突然拿起数件商品，高呼“潜行”，慢慢走向大门。保安欲上前制止，该名男子立刻将身上携带的石灰粉撒出，高呼“闪光粉”，随后又高呼“急跑”，冲出超市大门，结果不幸被卡车撞到，虽经医院全力施救，但最终该男子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据记者了解，该男子平时喜欢玩一款叫做《魔兽世界》的网络游戏，角色是一名联盟的暗夜精灵盗贼。在事发之前，该男子在家连续4天玩《魔兽世界》，随后不知为何走到超市，并发生上述悲剧。■

[ 本帖最后由 Dagou 于 2008-4-2 18:59 编辑 ]

娱乐制造恐慌

每个月一篇好文

真的好长，我竟然看完了
奇奇库库卡卡

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
这句话很棒，只要没有危害社会和他人，管别人做什么？

好文章，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也不错

战区，难得:D

静下心看这文章,使人若有所思.........

家游好几年没买了,现在居然每期都有不错的文章:肥雀寒:

慢慢看！！！:企鹅弹吉他:

我们感情的依归是狂喜（Ecstasy，亦有“摇头丸”之意），我们营养的选择是爱。我们上瘾的是科技。我们的宗教是音乐。我们当下的选择是知识，我们的政治是无。我们的社会是乌托邦，虽然我们知道那不存在。我们的敌人是无知。我们的武器是资讯。我们的罪行是打破及挑战那些禁止让我们庆祝自己存在的法律。尽管知道你们可能会禁止任何特定的舞会，在特定的夜晚、特定的城市、特定的国家或者这美丽星球上任何一块大陆，但是你们无法禁止舞会。”

这段宣言经典

其实就是简单的问题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能简单的说，绕这么大圈子～～

想看dagou大接受采访的节目。

虽然游戏媒体从业人员们自己也玩游戏也玩网络游戏，但鲜有其对某一款特定游戏沉迷的例子。
而往往越高层人员玩游戏越少。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者说印象。

文章很赞，电话、电影、电视、音乐、漫画、小说、游戏，人们在面对自己无法接受的新文化事物时表现出的抗拒态度都很相似，不知道我们这代人再面对未来的某个新文化事物时候会不会做出相同反应。

汗一下标题的（谢绝转载）。

文章感觉不错 有很多共鸣 那消逝的年代啊

会的，你信吗？

还是感觉很长

好长文，
前面大部分篇觉得像是青年报或都市报的专题
看到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暴雨前的乌云

[ 本帖最后由 belmont_yang 于 2008-4-3 10:22 编辑 ]

电话、电影、电视、音乐、漫画、小说、游戏，人们在面对自己无法接受的新文化事物时表现出的抗拒态度都很相似，不知道我们这代人再面对未来的某个新文化事物时候会不会做出相同反应。


同样的，自己也已经不是全开放形式接受新事物的人了，也能够理解老一代们碰到新事物时候的恐慌、紧张心态。

就像现在70后看不惯80后，80后看不惯90后，反过来90后认为你们老不死一样，社会总是这么前进的。

很有共鸣啊
不过大狗的文章越来越显得和这个区格格不入了

高中时我受《蛊惑仔》和《流星花园》影响很大，越是被封杀越对里面内容感兴趣。

文章真是太好了，看过之后突然觉得现在很多玩家自己对NDS、Wii上面很多小品游戏甚至“非游戏”的抗拒甚至嘲弄诋毁与过去那些掌握话语权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人对武侠小说、通俗音乐这些开放文化的污蔑真是非常相像。游戏圈内的玩家自己都在内讧，还有什么资格让主流价值观用客观的眼光对待游戏呢？

PS：真不是非要去扯到MSN的论战上，纯感而已。

dagou的怀旧专栏越来越有味道:D
恩 回想起小时候的很多事情

我居然都看完了....

就为了这每月一篇好文买<家游>反正不买DR和UCG了

看来玩wow不要连续玩4天～～～～

:肥雀寒: :肥雀寒: :肥雀寒:

记者采访了对《变形金刚》提出批评的一位人大常委会委员，她对记者说：“有一次，我的小孙子非让我讲《变形金刚》的故事，我没看过电视，但一看画册，画面、文字不美，思想内容荒谬，宣扬好战，加上意思不连贯，根本没法讲。

主流人士因为不能够理解，所以要求禁止。

最后连串的玩家连续4天wow身亡的报道是亮点:D:D:企鹅捶地:

作者的知识面和对于文艺音乐的历史之了解与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能围绕着反抗的主题将其一一道来，不可谓功力深厚。

有点代表性

:企鹅喝茶: 喝茶慢慢看

一向觉得家游比较内涵，就是因为每期一篇这样的专题，都是些比较愤青的文章。:D 前面的“声音”部分也不错，后来好象dr还是ucg来着也有了。